一座摩天大楼顶上架起两门“火炮” (Feng shui - Wikipedia)丰银行总部大楼为“化解”邻近中国银行大 (Feng shui - Wikipedia)摆设。风水，这个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智慧，至今仍在现代都市中留下印记。本文将以通俗的语言和叙事性的笔调，带您穿越千年， (Feng shui - Wikipedia)发展。
起源与哲学基础
风水一词字面意为“风和水”，寓意环境中看不见的力量流 (Feng shui - Wikipedia)》记载，风水的原理在于“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也就是利用地形地势藏风聚气。其中所 (Feng shui - Wikipedia)），被视为宇宙中的生命能量或“生气”，在风水中扮演核心角色。古人认为，大地山川蕴含着看不见的气场，这种气遇风则散失，遇水则 (Feng shui - Wikipedia)、近水得水，以聚集旺盛的生气。
风水的哲学基础植根于道家思想，特别是阴阳与五行学说。阴阳代表自然界相反却 (Feng shui - Wikipedia)需阴阳调和、刚柔并济。例如，山被视为“静”（阴），水被视为“动”（阳），山水相依才能藏风聚气、阴阳平衡。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要素及其循环生克关系。早在先秦典籍《尚书》中就提到“五行”，强调这五种要素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力量。风水 (Feng shui - Wikipedia)行属性，以此判断环境的吉凶。与此同时，风水还借用了八卦的概念：传说上古时代伏羲氏观天察地，画出了八卦图形，用以表示基本的自然现象变化。后来人们将八卦与方位结合，形成罗盘上的二十四山向，用于罗列环境信息。简而言之，阴阳的平衡、五行的流转与气的运行，共同构成了风水的宇宙观基础。这种理论反映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希望通过环境布局使人居与天地能量相协调。
在风水的起源阶段，择地而居主要出于生存和信仰的需求。例 (Feng shui - Wikipedia)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在营建村落时已考虑到日照和星象：黄河流域半坡遗址的房屋大门朝向特定星宿，以便冬至时获得最大日照。这种顺应自然的做法可以看作是风水思想的萌芽。随着文明发展，古人 (Feng shui - Wikipedia)。所谓“阴宅”（墓地）的风水尤为重要，人们相信祖先长眠之地的吉凶会庇佑或影响子孙的兴衰。于是，为先人寻觅**“风水宝地”**成为一门学问。墓地往往选在背山面水之处 (Feng shui - Wikipedia)。例如在中国南方，有一种传统墓式被称为“龟壳墓”，其形状背似龟甲，后有山丘环绕，两侧伸出弧形土岭，犹如左青龙右白虎护卫，两翼环抱，中间墓冢隆起如龟背。这种造型正是为了挡住凶险的风、汇聚吉祥的水气，被视为理想的藏风聚气之局。
历史 (Feng shui - Wikipedia)展贯穿了中国几乎整个历史进程，并在各朝各代不断演变、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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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上古时代的都城与聚落营建已经体现出风水思 (Feng shui - Wikipedia)城和商朝的殷都都讲究坐北朝南、依山傍水，以顺应天地之气。周代的典章制度中也出现了与风水相关的内容：《周礼·考工记》就记载了营建都城应“面朝南、背靠北，左有流水、右有高岗”的原则，可谓最早 (Feng shui - Wikipedia)时期，阴阳家邹衍等人系统阐述五行相生相克学説，将其融入堪舆思想，为风水提供了理论支持。据记载，中国最早的指向仪器“司南”（用天然磁石制成的勺形指南器）就在战国晚期发明，推测其应用之一就是为选址定向服务。这一时期风水尚未成为专门学科，但“天人相应、因地制宜”的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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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兴建阿房宫和咸阳宫，据说都请来了方术之士参议地形选址，以彰显帝王权威。汉代出现了“堪舆”一词（堪，天道；舆，地道），专指风水地理之术。两汉时对阴阳五行格外推崇，一批风水相关著作相继问世，如《宫宅地形》《黄帝宅经》等，将风水用于住宅选择和宫殿布局。当时的墓葬营建也非常讲究风水。例如西 (Feng shui - Wikipedia)址和墓室朝向都符合风水原则：墓地依山面水且朝向南方，有利于墓主人“乘生气”。东汉末年，伟大的科学家张衡在《东京赋》中就描述过洛阳城“背依邙山，面朝洛水”的格局，体现了“负阴抱阳”的风水思想。可以说，秦汉时期风水开始形成体系，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案例支持，成为宫廷与民间共同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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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 动荡年代并未阻碍风水的发展，反而促使人们更加寄望于风水庇佑。晋代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风水名著**《葬书》**，相传由东晋文学家郭璞所著。他在书中系统阐述了阴宅风水的原理，提出“乘生气”、“藏风聚水”等概念，并首次明确使用“风水”一词来概括这一术数。这标志着风水理论的正式成型。郭璞之后，风水被南北朝的统治者和士族广泛利用于陵墓选址和都城规划。例如南朝宋孝武帝修建自己的陵墓时，就因为风水先生认为原址有“朱雀翔舞之势”（前方地势开阔如凤舞）而改在他处。北朝的洛阳城重建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也都参考了当时堪舆家的意见，注重城市选址的山水格局。此时的风水实践更多集中在阴宅（墓地）方面，但也为阳宅（房屋、城市）的风水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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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 隋唐统一中原，国力强盛，皇家对于风水益发重视。唐代设有专门的堪舆官（隶属钦天监），负责宫室陵墓选址、城邑规划等事宜。相传唐代还出现了一位被奉为风水祖师的人物杨筠松（号称“杨救贫”），他曾任唐朝国师，精于地理堪舆之术。唐末战乱中杨筠松携带风水秘笈南下，在江西一带授徒著书，后来这一脉相传的风水流派被称为江西形势派。杨筠松及其弟子著有《撼龙经》《疑龙经》等经典，将观察山川形势的方法系统化，强调山龙水脉对地气的影响。唐朝的皇家陵寝如乾陵、昭陵等，都精心选址于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以山为靠背（玄武），前有平川（朱雀）及水源，左右有砂山拱卫（青龙、白虎），营造出帝陵威严且吉祥的格局。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形势派所强调的“山环水抱必有气”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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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 两宋时期风水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一方面，形势派流传开来，民间堪舆活动频繁；另一方面，新的风水流派——理气派（罗盘派）开始兴起。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等人将易学与风水结合，探索宅运与时间的关系，出现了“八宅派”等以出生年命卦配宅卦的宅第风水理论。南宋时期，福建一带形成了“三合派”，以罗盘三合盘为工具，综合地势与方位推算吉凶。元代由于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对于汉地风水相对宽容。民间风水师地位上升，不少人成为显贵的座上宾。元大都（今北京）的营建据说就参考了风水原则：刘秉忠等人在规划大都时，利用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使得皇城坐北朝南，后有万寿山作镇，前有昆明湖似镜，这一“负阴抱阳”的格局为明清北京城打下基础。元代的风水著述也不少，如《地理人子须知》等，对罗盘的使用和二十四山分金等技术详加说明。可以说宋元时期，形势派和理气派两种思路在风水领域并行发展，奠定了明清时期风水百花齐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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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笃信风水，相传他拜风水大师刘伯温（即刘基）为国师，在定都、建陵等重大决策上均咨询其意见。传说朱元璋选定南京为明初都城，就有刘伯温运用风水勘测龙脉的功劳；后来迁都北京，也是因为刘伯温预言“北有真龙天子气”。虽然这些带有传奇色彩，但明朝统治者对风水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民间风水在明代达到新的高峰，大量风水著作问世。其中蒋大鸿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风水宗师，他著《地理辨正》等书，集形势理气之大成，被后世尊为玄空派祖师。明代关于阳宅风水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一些面向普通百姓的阳宅风水指南开始流行。清朝统治者同样利用风水巩固权威——清入关后，为了表明政权天命所归，顺治皇帝下令建造东陵遵循风水佳穴，以示“得天地之助”。另一方面，清代也曾阶段性地下令禁止民间过度从事风水活动，视其为迷信异端。这是因为有时风水师的活动会触及社会敏感神经，例如民间传言某处风水宝地若葬入先人将出真命天子，这对现政权是威胁，所以清政府曾明文打击借风水之名煽动人心的行为。然而这种禁止难以根除民众对风水的信仰。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一些知识分子和传教士开始批判风水为迷信，但同时也有学者试图用科学语言重新解释风水。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是传统风水术发展的巅峰时期，各种流派纷呈、著作等身，风水文化也深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风水师这一职业在民间相当普遍，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无不在重大事务上或多或少参考风水。
在历史长河中，还流传着许多与风水相关的逸闻趣事，为这门玄秘学问增添了故事性的色彩。例如明代就有关于刘伯温的传奇：据传某次刘伯温云游途中，因口渴向一农家讨水，主人盛了一碗漂满米糠的浑水给他喝。刘伯温心中不悦，随口指了指远处山脚，敷衍地说“在那里建房吧”。多年后他路过此地，惊讶地发现当年的农家居然发家致富，一派兴旺景象。原来那户人家依刘伯温指点建宅后，附近湧出清泉、风调雨顺，被当地称为“砂沙福地”。农妇笑言，当初在水里加米糠是为了让大师慢慢啜饮、解暑不致生病。刘伯温感慨道：“善心即是风水宝地”，由此传为佳话。这个故事虽带有几分民间传奇的成分，但也蕴含了风水与人心善念之间的关联：风水不全然是外在的地利，有时人心向善、自成福报。历史上此类风水故事俯拾即是，既反映了风水在民间的影响之广，也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对天道与人事关系的思考。
流派纷呈：形势派与理气派
风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流派，其中影响最大、最基本的分野是形势派和理气派，也被称为“峦头派”与“罗盘派”。这两大流派侧重不同，却常常综合运用，共同丰富了风水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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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派（峦头派）： 强调山川形势、地理形貌的风水流派，是风水术中最古老的分支。形势派关注肉眼可见的地理形态（“峦头”），如山势走向、河流曲直、地形高低等，以判断一块土地的生气聚散。形势派的核心思想是“山主人丁水主财”，认为绵延的山脉好比龙脉，能孕育人丁旺气；蜿蜒的水流则带来财富生机。形势派讲究“藏风得水”，要找山环水抱之地：背后有靠山，前方有明堂（开阔地）和水源，左右有砂山拱卫（左青龙、右白虎），这种格局被认为是最理想的风水宝地，可聚吉气而避恶风。形势派还衍生出“五势说”，以龙（山脉）、穴（气聚之所）、砂（周围小山丘）、水（河流）、向（朝向）五大要素来全面评价一块地的好坏。形势派的代表人物有晋代郭璞、唐末杨筠松等。郭璞奠定了形势派理论基础；杨筠松则实地踏勘山水、创立江西形势派，将峦头知识在民间传播。形势派的著作多偏重描述地形相貌，例如“龙真穴的，砂水聚秀”之类。这一派系更接近于今天所说的地理环境学，因此也被称为环境派。总之，形势派相信“地有吉形，自招吉气”，通过观察环境的地理形态，就能判断此地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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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派（罗盘派）： 注重方向、磁场和时间等无形因素的风水流派。理气派的兴起与罗盘（风水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密不可分。罗盘上密布同心圆环，刻画了二十四方位、天干地支、节气、星宿等各种风水公式信息。理气派风水师会以罗盘定向，测量建筑或墓地的朝向与周围山水的角度，然后结合主人生辰八字、流年运势等进行综合判断。理气派相信每个方位都有特定的气场属性，每年甚至每月气场也在变化，需要通过精密计算选出对应的吉利朝向与时机。理气派内部又分出若干分支流法，如“三合派”“三元派”“飞星派”等。其中三合派依据地支三合原理和龙向水向结合，三元派（玄空派）则强调时间因素，将元运与空间方向结合，如著名的玄空飞星法通过排盘计算“飞星”随时间移动，对住宅或墓地的旺衰进行评估。另一常见的理气方法是八宅法，把房屋按坐向分为东四宅、西四宅，配合居住者的命卦确定吉凶方位。理气派代表人物有清初蒋大鸿（玄空学大师）、清代沈竹礽（著《地理五决》）等人。他们著书立说，大力发展了罗盘的应用和各种计算法则。理气派往往涉及较高深的数学和易理，在传统上被视为风水师的不传之秘，只口传心授。概括而言，理气派认为“气有吉利，其理可求”，通过罗盘和公式来把握天地之气运行规律，从而趋吉避凶。
需要指出的是，在真实实践中，多数风水师并非绝对偏执于某一派，而是形势理气兼备。他们既看山水形貌，也用罗盘测向，力求综合判断。例如为一栋住宅选址，既要现场察看周边环境（有无路冲煞气，是否背山面水），也会罗盘定向（坐北朝南是否适合屋主命理）。只有形势与理气都理想，才被视作上佳风水。若形势佳但朝向略有不足，可以通过后天布局来弥补；反之亦然。正因为两派各有所长，历代风水名家多主张“峦头理气并重”。这使得风水术既保留了对自然地理的直观美感，也融入了抽象的宇宙时间观念，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庞杂的理论体系。
风水在其他国家的传播与演化
风水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历史交流传播到周边诸国，并在那里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脉络。尤其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风水的影响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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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风水传入日本后被称为“风水”（日语音读作fusui）。据史载，大约在公元7世纪的飞鸟时代，日本自唐朝引进大量中华文化，包括阴阳五行思想与堪舆术。日本朝廷仿效中国建立了阴阳寮（Onmyō-ryō），隶属中央官府，专门负责阴阳占卜、历法推算以及风水地理等事务。阴阳寮的官员被称为阴阳师（Onmyōji），他们掌握着包括风水在内的一整套玄学技艺，用于指导宫廷的决策和宗教仪式。在平安时代（794-1185年），阴阳道盛极一时，著名的阴阳师如安倍晴明成为传奇人物。据传晴明精通风水布局，曾协助平安京（今京都）的规划与危机化解。平安京的营建本身就深受风水影响：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时，选择了背靠北方比叡山、南临鴨川的盆地，城市布局仿照唐长安呈棋盘格局，坐北朝南。这一选址和布局符合风水原则，被认为有助于新都兴旺。此外，日本历代城郭和寺庙的选址也可见风水痕迹，如京都周边的寺院常以山为靠、以水为界，营造吉相。中世纪以后，随着武士政权兴起，阴阳寮的权威下降，但民间对风水的信仰并未消失。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虽然一度取缔民间阴阳师活动，但风水观念已融入日本人的日常。例如至今日本人在建房选址时仍在意地势朝向，大企业选址也常参考风水顾问的建议。现代日本社会对风水的兴趣有所复苏，市面上出版了大量有关风水（fusui）的书籍面向大众。据报道，东京新地标晴空塔（SkyTree）建成时，就有风水专家发表评论其选址和高度对城市气场的影响。由此可见，风水作为舶来文化在日本已经本土化，并继续以独特方式存在于现代日本人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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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东南亚地区的风水传播主要得益于华人移民。自明清以来，大批华人迁居东南亚，把风水信仰也带到了新的土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华人社区普遍重视风水，无论是建房、开店还是安葬先人都会请风水先生勘察。例如新加坡早年的城市规划就参考了华人风水师的建议：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新加坡总督达施在修建市区时吸纳了华人领袖陈金声等的意见，让唐人街附近保留风水林以“凝聚生气”。到了20世纪末，东南亚出现了一些结合现代建筑的风水地标。其中著名的例子是新加坡的滨海新天地（Suntec City）。Suntec城由五栋高楼围成一圈，中间矗立一座巨大的铜制环状喷泉，被称为“财富之泉”。这五栋大楼的布局俯瞰形似一只手掌的五指，中央喷泉宛若手心的金环。根据风水师的设计，此布局寓意“五指聚财”，喷泉向内喷水象征招财纳福——水在风水中代表财运，水向中心汇聚表示财源广进。据介绍，Suntec城的设计特地对准《易经》“泽山咸”卦位，以期与新加坡政府大厦、最高法院等建筑群形成互补的风水格局。这一精心的风水规划据称是香港和当地数位地产大亨联合聘请风水顾问策划的，充分体现了华人在现代商业项目中对风水的讲究。类似地，马来西亚、泰国的许多寺庙唐人街也保存着浓厚的风水传统。例如马六甲的青云亭、中国城的大门牌楼位置都经过风水考量。可以说，在东南亚地区，风水已融入华人社群的文化基因，并通过建筑风貌反映出来，有些理念甚至为当地其他族群所接受，成为多元文化拼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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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 风水还随着华人移民和东方文化热潮传播到欧美等地。在韩国，风水被称为“풍수”（pungsu），早在高丽王朝时就深受中国影响，高丽王都开城和朝鲜王朝首都汉阳（今首尔）的选址都严格遵循风水原则（背山面水，四神相应）。至今韩国民间选墓地、盖房子仍请“风水地理师”堪察，风水在韩国家喻户晓。在越南，风水（Phong Thủy）同样广泛存在，越南历代皇陵与都城（如顺化京城）的建设都有风水考虑。而在西方世界，20世纪末开始掀起了一股Feng Shui热潮。尤其在美国，加拿大等地，不少地产商和室内设计师将风水元素纳入作品，以迎合东方客户或追求一种另类审美。“Feng Shui”一词被收录进英语词典，许多西方读者阅读相关书籍以调整家居环境。据记载，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兴趣大增，风水在此背景下传入欧美。迄今，纽约、伦敦等大城市也不乏风水顾问的身影，一些跨国公司在亚洲设点时甚至专门请风水师勘测办公楼选址，以求讨个好彩头。这些都是风水走向世界并被不同文化接受或改造的写照。当然，离开了中华文化语境，风水在国外有时被简化为一种时尚或心理咨询手段，其深层的哲学内涵往往被淡化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风水如今已超越地域的限制，传播到世界各地。
现代社会对风水的接受与应用
进入现代社会，科学理性思潮和城市化进程一度令风水式微，尤其在新中国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风水被当作封建迷信予以取缔。然而，近几十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使风水重新走入大众视野。从宏大的城市规划到细微的室内格局，风水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现代生活。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风水在当代的应用，包括建筑与城市规划、家居设计以及商业办公布局等方面，并了解现代人如何看待风水。
建筑与城市规划中的风水
在现代都市建设中，风水仍然扮演着隐形的角色。特别是在华人社会，几乎所有重大建筑项目背后都少不了风水顾问的建议。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香港：这个汇聚中西的国际都市，被称为“风水之都”毫不为过。香港的建筑师和地产商在设计楼宇时常常会考虑风水讲究。例如，香港著名的汇丰银行总部大楼（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在兴建时就广泛征询了中国风水师的意见。汇丰大厦没有传统实墙的底层，而是设计成一个高挑的通透中庭——据说这是为了让维多利亚港的风吹进来、将正面的气引入楼中。中庭里的自动扶梯也是特意呈一定角度设置，风水师认为邪祟之物只能直线行进，斜向的楼梯可避免煞气直冲而入。大楼门前还安放了一对铜狮子，象征守护财富。这些设计都体现了风水“藏风纳气、趋吉避邪”的思想。
然而，风水对建筑的影响更引人关注的案例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与汇丰大厦毗邻的地块竖起了一座造型前卫的摩天楼——中银大厦。这座由贝聿铭设计的摩天大楼外形呈多棱尖角，远看如一柄巨大的玻璃刀锋。由于其棱角分明的三角造型完全不顾风水常规，被称为香港首座“不讲风水”的大楼。风水师们批评中银大厦外露的尖角如同“煞刀”，尖角所指之处皆受其害。恰巧在中银大厦落成后不久，附近便发生了一系列“怪事”：对面立邦中心原业主财务崩溃易手，港督府也在几年内出现港督突然辞职、继任者心脏病发等不幸事件。市井传言这些都是中银锋芒所致的不祥征兆。为此，汇丰银行不得不采取行动“自救”：他们在自家楼顶安装了两座外形酷似大炮的机器吊臂，直指中银大厦，以“发射”烈焰之势将煞气反射回去。如此匪夷所思的举动轰动一时，人们惊呼现代金融机构竟然如此迷信。然而风水师们表示，此举确实有效，自炮台树立后，汇丰再无大碍。如今，这两门风水“火炮”仍矗立在汇丰大厦顶层，成为香港都市传奇的一部分。
另一位香港商界传奇人物李嘉诚对于风水的运用也广为人知。李嘉诚深信风水之道，他曾坦言自己的人生成功离不开风水师的指点。在90年代，李嘉诚筹建长江中心作为长实集团总部大楼。当时此地正位于“风水漩涡”中心：一边是锋芒毕露的中银大厦，另一边是荷枪实弹般的汇丰“风水炮”。李嘉诚小心翼翼地处理这块宝地的设计，以求在夹缝中求生存。最终落成的长江中心外形朴实方正，全身披覆反光玻璃幕墙，没有一丝尖锐棱角，并且精确地避开了中银的直角冲射。其高度亦控制在比邻楼稍低，以示不与周围“争高”，从而与环境和谐共处。风水师称赞长江中心的布局“方正聚气”，玻璃幕墙还能将中银射来的煞气反射化解，一举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此后长江中心风调雨顺，被视为成功的现代风水建筑案例。类似地，香港许多标志性建筑都有风水故事相伴：比如合和中心因为外形似一根“蜡烛”而被担心有火灾隐患，于是在楼顶建了一个圆形水池当作“灭火”，以水克火；又如香港迪士尼乐园在建造时特别将大门朝向调整了十二度，以迎合风水师建议，从而更好吸纳财运。
风水在现代城市规划中也有所体现。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回潮，一些城市建设开始有意融入风水理念。例如深圳早年规划就参考了“左青龙右白虎”的布局原则，在城市东侧布置连绵山体公园，西侧则保留河流湿地，以形成龙蟠虎踞之势。再如上海的一些地产开发项目，会在小区入口建造假山喷泉，既美化环境又象征“山管人丁水管财”。新加坡政府虽然倡导理性规划，但也曾邀请风水师为城市设计出谋划策，如在市中心兴建摩天观景轮（新加坡摩天观景轮）时，特地调整旋转方向为顺时针（从市区看），据称寓意“风轮转动、财源滚滚”。这些例子说明，风水并未在钢筋水泥的时代销声匿迹，而是以新的方式融入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一些西方建筑师在东亚地区工作时也不得不考虑风水因素，否则建筑可能不被市场或业主接受。正如一位建筑评论家所言：“在香港，建筑设计若无风水顾问把关，客户往往不敢买账。”可见风水已成为华人建筑业一种不可忽视的软需求。
家居设计与日常生活
除了宏大的建筑，风水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千家万户的日常起居中。对于许多华人来说，选择一套住房、布置内部陈设，都离不开风水指导。现代社会中，这体现为一种结合美学、心理和传统信仰的家居风水潮流。
购房时，人们首先讲究“地段风水”。在华人社区，买房时会考虑房屋的朝向（坐北朝南被认为采光充足、冬暖夏凉，是上佳选择），周边环境（是否临近医院、教堂等被视为阴气重的场所，或者正对街巷直冲的“枪煞”等）以及楼层和门牌号码的吉凶（带有“4”的号码因谐音不吉常被避开）。进入屋内，玄关是风水布局的第一关：不少家庭会在门口放置屏风或玄关柜，既实用又可“藏风聚气”，避免大门直冲客厅造成气流散逸。同时，门垫下常暗藏一枚硬币或八卦符，寓意出入平安、招财进宝。
在客厅与卧室布置上，风水原则与现代室内设计巧妙融合。例如沙发和床的摆放位置很讲究：沙发宜背靠实墙，象征有靠山可靠；床铺忌正对镜子，以免半夜惊魂（风水解读为镜子属阴，会反射人的能量和运气）。卧室床头最好靠墙且不直接对门，这既符合隐私需求又符合风水“藏风聚气”的要领。如果床正对卧室门无法避免，人们会挂门帘或者在床尾放置矮柜以化解。厨房被称为一家财库，炉灶朝向不宜与住宅朝向相冲，否则被认为不聚财；冰箱上方不宜堆放杂物，以免阻碍“食禄”之气。卫生间因为排污，视为全宅风水泄气之处，因此位置和门向也有规矩：马桶不该直冲卫浴门和房门，否则财气随水流失；卫生间应常关门并保持清洁，辅以绿植或香薰以平衡其秽气。在现代生活中，这些做法既有一定卫生学道理，也满足了心理上的安心作用。
家居风水还体现在一些物件的摆设上。许多人家中喜欢摆放风水吉祥物：如东南角放一盆绿萝或发财树，象征生机勃勃、财运茂盛；客厅摆放鱼缸养金鱼，以“山主贵水主财”的说法来招财进宝；书桌上放一座文昌塔模型，据说有助于孩子学业运；门后挂一串五帝钱（古钱币），用于化煞挡灾等等。虽然从科学角度看，这些举措更多是心理安慰，但相信风水的人由此获得一种掌控感，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布置环境来改善运势。近年来，市面上有关家居风水的通俗读物层出不穷，内容从家具颜色选择、卧室梁柱化解到阳台植物搭配无所不包。在西方社会，风水更多被当作一种提升居家舒适度和心理暗示的技巧。例如有人将之与现代环境心理学相联系，认为风水强调的整洁通风、采光柔和等，其实都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尽管未必人人笃信风水的神秘力量，但作为家装指导原则之一，风水已融入现代审美与生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营造“舒适空间”的另一种灵感。
商业与办公室布局
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许多企业家和职场人士对风水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我们常常看到风水在现代商业环境中留下的印迹。
办公选址是企业经营者首先关注的。香港、台北、新加坡等地的大公司在租赁写字楼时，会请风水师堪舆大厦的座向和楼层能量场。例如一家公司若五行属“火”，风水师可能建议选朝南高层（南方属火、火旺于高），而避免朝北地下室（北方属水，水克火）。很多企业的老板办公室也有讲究：位置宜在整层建筑的**“向旺”方，即风水上纳气最充沛的方位，通常在大楼的前端或东南角等。同时老板座位讲究背后有靠山（墙或柜），前方开阔视野（象征前途无量），避免背窗或背门，以防“背后无靠，易遭暗箭”。员工的座位布局则力求既符合作业流程又兼顾风水，例如座位不直冲大门和走道，以免被穿堂煞扰乱心神；座位上方不正对横梁，以免有压迫感（所谓“横梁压顶”）。这些其实都和现代人体工学与心理**原则一致：减少干扰，避免压抑感，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许多知名企业家本身就是风水信徒，他们在公司内部布局和商业决策中融入风水考虑。除了前面提到的李嘉诚，澳门赌王何鸿燊据说也非常相信风水布局。他在葡京赌场门前竖立的圆形雕塑，被解读为“聚宝盘”，而新葡京酒店的外形酷似一朵盛开的莲花，也是取“步步高升”之意，符合风水上“花开富贵”的象征。此外，一些大型购物中心和酒店也热衷于通过风水提升商气。例如吉隆坡的双子塔在建造时邀请中、印风水与传统建筑专家共同参与，最终两塔之间配以喷泉和商场连廊，被称为阴阳平衡、财源不断的格局。再比如拉斯维加斯的永利赌场酒店由华人风水大师参与设计，大厅内有巨龙装饰、入口放置大树与瀑布，以迎合亚洲客户对风水的偏好。
商业领域的风水应用有时还体现在营销和管理上。很多公司在开业、乔迁新址或签约仪式时，会选一个黄道吉日，甚至精确到吉时剪彩，以博个好兆头。每逢春节、开工日，公司高层会派发利是（红包）或在办公室摆放年桔、鲜花等以增旺气场。银行、证券等金融业营业厅常年明亮宽敞，柜台布置讲求流线顺畅，据说这样能令资金流周转顺利。零售店铺则讲究门口不能有路冲，柜台收银位置选择店内财位，并悬挂招财猫、中国结等吉祥物招徕顾客。在办公室文化中，员工也会关注个人风水：有人在工位摆放水晶或仙人掌来“旺文昌”“化电磁煞”，有人在电脑屏幕贴上小镜子以反射同事直冲自己的视线，总之方法多种多样。不少白领表示，即便只是心理作用，这些小小风水调整也让他们在紧张的工作氛围中获得一丝心理安慰和信心。
更有趣的是，风水甚至渗透到了企业培训和教育领域。一些高等院校和培训机构开设了风水课程，供有兴趣的专业人士选修。例如香港的大学曾推出地产风水选修课，新加坡理工学院也为工程师、建筑师、房地产代理等开办风水研讨班，每年都有不少业内人士参加。2008年中国福建厦门一所中学还曾把风水知识引入选修课堂，引起社会关注。这一方面反映了风水的复苏，另一方面说明现代人正尝试以理性态度来看待风水，将其作为一种环境设计和文化素养来学习。
科学性争议与现代诠释
尽管风水在现代社会依然活跃，但围绕其科学地位的争议从未停息。当代主流科学界普遍将风水视为一种伪科学或非科学体系，认为它缺乏可重复验证的依据。风水所基于的“气”“阴阳”“五行”等概念在现代物理学中找不到对应实体，其理论预测也难以通过科学实验检验。因此，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将风水列为经典的伪科学案例。例如风水声称某种格局会带来财运或风水所声称的许多效应并无法通过严谨实验加以证实或预测，因此常被科学家们批评为缺乏实证依据的体系。有学者直言，风水正是典型的伪科学范例：“它对世界运行方式所做的种种宣称都无法用科学方法加以检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长期将风水定性为“封建迷信”，一度严格禁止相关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风水被列为“四旧”而遭受毁灭性打击，风水书籍被焚毁，风水先生惨遭批斗。尽管改革开放后态度有所宽松，但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仍不允许以风水咨询作为合法经营项目，公开宣传风水业务也属违法。近年来官方多次打击利用风水招摇撞骗的行为。例如2006年青岛有关部门查封了一家打着艺术馆名义行风水之实的场所，一些被曝光迷信风水的官员也遭到免职处分。然而讽刺的是，即便在严厉的政策下，私下里相信风水者依然大有人在，包括某些政商界人士。据报道，在当代中国的不少地区，仍有共产党干部暗中请风水先生为自己选墓看宅。这种现象显示了风水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使其在科学理性时代仍然保持生命力。
面对科学的质疑和官方的管制，风水的支持者和研究者试图以现代视角重新诠释其中合理的部分。一种观点认为，风水的作用更多来自心理暗示和环境审美。也就是说，当人们按照风水原则整理环境时，会产生一种主观的安心和满意感，从而提升情绪和信心。例如有人相信调整家中文昌位可以让孩子学业进步，那么在重新布置书房后，家长和孩子都会更有信心和动力投入学习，这种积极变化并非神秘力量使然，而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同样地，公司老板请风水师挑选吉日开张，可能因此心情更放松，决策更从容，从而经营更顺利。这些效应用现代心理学来看无非是安慰剂效应或自我实现预言。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与其说风水真的改变了外部世界，不如说是改变了人的心态；“心诚则灵”，风水信仰本身便能带来某种心理满足感。
还有学者从环境科学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风水进行重新评价。他们发现，许多传统风水观念实际上蕴含着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智慧。例如中国南方的客家村落往往在村后保留大片树林作为“风水林”，禁止砍伐。表面上看这是出于迷信对祖灵的敬畏，实则客观上保护了生态，留下了珍贵的森林资源。研究指出，在不少亚洲乡村，唯有那些被奉为风水林的树林得以保存完好，成为村民世代呵护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再比如，风水强调建筑要“坐北朝南”，这在现代建筑物理学中也被证明有利于采光和节能。风水主张房屋周围有山有水，可遮风挡寒又提供水源景观，这与现代人追求的宜居环境不谋而合。一些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开始有意识地借鉴风水的合理成分，将之视为东方传统的环境规划智慧来加以研究。他们认为，撇开神秘色彩，风水实质上反映了古人对气候、地形、朝向等经验法则的总结，与当代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环境设计理念有相通之处。因此，近年出现了将风水融入现代建筑与园林设计的尝试，在保留文化意蕴的同时，用科学手段验证其效果。例如有大学开设风水与建筑课程，让学生了解传统规划理论在历史建筑中的运用，并探讨其科学依据。
总的来说，风水在今天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一方面，它作为传统文化遗产受到重视和传承，许多人出于对东方智慧的敬意而研习风水；另一方面，它也因缺乏科学支撑而备受质疑，被理性主义者斥为迷信。或许对于风水的评价应当辩证来看：信则有，不信则无。从纯科学立场看，风水并非严谨的自然规律；但从人文视角出发，风水作为一种强调人与环境和谐的思想，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它所营造的**“天人合一”**理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吸引力。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我们依然能看到风水的身影：无论是香港楼顶的风水炮，还是家家户户门前的吉祥符，都是古老风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体现。可以说，风水已超越其最初的功利目的，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提醒着人们关注周遭环境与内心世界的平衡。正如那个流传的民间寓言所揭示的，道法自然、善念为本，也许才是风水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所在。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风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审视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从中汲取古人对于和谐生活的智慧。这门穿越千年的学问，依然在续写着属于它的传奇。